彭瑞骢 九十载风雨人生路 一辈子医教事业心 选

彭瑞骢 九十载风雨人生路 一辈子医教事业心 选

时间:2020-01-10 11:01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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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骢把建校的重点放在吸引优秀人才上。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北医吸引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留学英才加盟。1952年7月,全院教职工人数增至1382人,其中教授41人,副教授26人,讲师50人,助教211人。北医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当时最好的教授、名医,由此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

标题:彭瑞骢 九十载风雨人生路 一辈子医教事业心

编者按:

本版与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共同推出十位北大名师治学育人的人生故事。他们都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年龄达83岁。年纪最大的宿白老先生已91岁高龄,最“年轻”的张礼和教授也已76岁,他们大多在北大任教50年以上。

虽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大不相同,但他们如今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蔡元培奖”获得者。

每一位大师的人生,都是一段值得我们用心品味的精神历程。

◎龙昊

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简称北医),从那时起便与北医结下了终身之缘。他由一个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政治素养成熟、领导才能出色的校党委书记。人们称他是“北医的活字典”,这反映了北医人对这位北医历史见证人的热爱和尊敬。

北医百年,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同兴衰,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而彭瑞骢的革命经历、奋斗历史,既和祖国的建立、发展时刻相随,也与北医的改革、建设、发展同甘共苦。

回首峥嵘岁月,似乎依稀可见战争的硝烟,运动的波涛和发展的征程,这百年的时光沉淀出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缩影,也是彭瑞骢不平凡的人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彭瑞骢为医学院秘书。从此,“彭秘书”成了北医方方面面的小当家

彭瑞骢祖籍江苏苏州,彭氏家族属书香门第。父亲彭望恕在家族专门奖学金的支持下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民国农商部任职。20世纪20年代彭望恕脱离政界,任教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母亲顾冰一也是书香世家,知书达理,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这样的家学传统为彭瑞骢今后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哥哥姐姐们专修土木、翻译及师范专业,家里安排彭瑞骢学医,也是出于任何时代都要有人看病的实际考虑。

1923年,彭瑞骢出生在北平。20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日寇侵略、国共内战时期,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彭瑞骢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男附中的中学时代就开始关注社会,关注政局,对国家前途十分忧虑。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通过长期接触进步读物和受进步同学的影响,他希望参加抗日斗争、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1944年彭瑞骢在河北阜平解放区根据地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蓬勃生机,同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彭瑞骢在晋察冀城市工作部担任交通员,往返于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传递信息和执行相关任务。1944年7月,彭瑞骢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入北京中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做医生期间,彭瑞骢先后得到钟惠澜、朱宪彝等名家直接教导和严格训练,培养了他治学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以及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1945年由组织委派,转到开滦矿务局医院做住院医生。

1946年6月,上级决定让彭瑞骢回北平,到北大医学院担任教员。同年12月,医学院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师支部,彭瑞骢任书记。他在林宗扬、严镜清教授的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展了部分北医宿舍学生斑疹伤寒的流行病学研究(鼠源型)。1947年至1948年,彭瑞骢与方亮教授、王光超教授、王锦江同学等人在京西公主坟附近什坊院村建立了什坊院保健院,彭瑞骢坚定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彭瑞骢被选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改任北京大学党总支组织部部长。5月4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胡传揆、严镜清两位教授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彭瑞骢为医学院秘书。从此,“彭秘书”成了北医方方面面的小当家。

彭瑞骢体会到:“作为领导,如不深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么做管理工作就难以恰到好处”

1950年1月4日,北大医学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医学院建立党总支部,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9月总支委改选,彭瑞骢当选为总支书记。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决定重点投资、发展高等教育,并选定西北郊,新建、扩建一批高等学校,北医被列为其中之一。从此,北医开始在卫生部管辖下独立建设、发展,作为总支书兼任学院秘书的彭瑞骢身负重任,夜以继日地为北医的建校和发展奔忙着。

彭瑞骢把建校的重点放在吸引优秀人才上。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北医吸引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留学英才加盟。1952年7月,全院教职工人数增至1382人,其中教授41人,副教授26人,讲师50人,助教211人。北医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当时最好的教授、名医,由此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

水平、热心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服务的师资队伍。彭瑞骢感慨道:“正是上述这批专家、教授和青年教师们,以及后勤、建筑、技术人员,为北京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5年4月,北医第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了曲正为书记,彭瑞骢等任副书记,领导学校工作。1956年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彭瑞骢与主管业务的院领导深入课堂、实验室、研究室,向专家学习,提升专业知识、熟悉业务工作规律,为做好管理工作创造条件。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彭瑞骢决定选择到生化专业深造。他通过听高级生化课、做生化实验等,积极学习专业知识,深刻体会到:“作为领导,如不深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么做管理工作就难以恰到好处。”

1958年卫生部将人民医院、中央直属的平安医院和北京市第七医院划拨给北医做教学医院,这样北医才建立起完整的教学和临床体系,完善了培养一个合格医生应具备的硬件系统。同年,在彭瑞骢等校领导的组织下,学校决定从北大医院每个科室抽调3-4名骨干医生组建北医三院。

彭瑞骢带领北医人在基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医学教育的创办模式,北医在大家的奋斗中茁壮成长起来。

在浩劫中,读书成为彭瑞骢度过苦难时光的唯一乐趣

北医进入60年代,“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1966年6月13日针对彭瑞骢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医校园里。6月19日卫生部工作组宣布正式对彭瑞骢进行隔离审查,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并被管制起来,成为北医第一个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安上了“黑帮分子”、“日本特务”、“走资派”等罪名。从此,彭瑞骢开始了八年的审查、劳动改造生涯。

1966年9月,彭瑞骢第一个“走进”北医的“牛棚”——实验动物部。同住“牛棚”的还有刘波、吴静、马旭、王悦玲、刘琦、金宝善、朱章庚等北医党委常委及知名教授。那时彭瑞骢白天被批斗、进行劳动改造、学习,晚上回到“牛棚”就读书、思考,为此他将自己北医宿舍的书都搬到了“牛棚”。从1966年9月到1969年9月的一千多天“牛棚”生活中,读书成了彭瑞骢度过苦难时光的唯一乐趣。

1969年到1972年,彭瑞骢先后在永修干校和茶淀农场劳动改造,其间他吃苦耐劳,没有放弃学习知识。缺衣少食的生活他并不觉得难过,但工资被扣发,无法接济家中的父母妻儿却着实让他感到了生活的艰苦。彭瑞骢的母亲、岳父相继在“文革”中去世,妻子也受到挂牌批斗,四个年幼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走资派”身份备受欺辱,这些他事后才得知,隐痛在心头。

1974年春,北医组织通知彭瑞骢回北医医教组上班。经过八年的审查、下放劳动和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彭瑞骢终于又回到了北医这片他深爱的热土。

彭瑞骢认为: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文革”劳动改造的八年中,彭瑞骢虽然深受身心的折磨与痛苦,却没有一刻放弃思考。他认识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更认识到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在主持北医工作后,彭瑞骢反复思考如何建设北医,北医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北医要达到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是怎样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当时北医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青黄不接。如何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迎接挑战,促使北医发展,尽快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1980年的彭瑞骢,经历了“文革”前17年参与北医党政领导办学的锻炼,又在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书籍,经过磨炼和反思,他用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审视过去的同时,又锲而不舍、学而不倦地注视着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他触摸着时代与科学发展的脉搏,以科学与哲学的思考,琢磨着如何规划未来,推进北医的复兴。

彭瑞骢认为: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而绝不能满足于占国内领先地位。后经党委决定、院务委员会多次讨论,立足全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教研室的建设和梯队培养,选拔大批业务人员出国进修。至1991年,先后公费派出1000多人次分赴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学习进修。进修的专业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毒理学、环境保护学、药物化学、内科心血管学、儿科学、妇产科学、血管科学、肾病学、口腔医学、流行病学、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学及德语、英语、医学教育管理等近60个学科。绝大多数出国进修人员不负众望,学成回国后,发挥专长,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以及对医疗改革和教学、科研、医疗质量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彭瑞骢第一个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概念传播到中国

20世纪80年代卫生事业的改革兴起,彭瑞骢把握时代要求,积极在北医建设卫生管理学科。为提高与加强卫生行政部门与卫生单位的科学管理水平,彭瑞骢积极按照卫生部的决定于80年代初在北医筹建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现为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他积极支持举办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骨干师资班,并作为主编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这本书被行政主管部门推荐为卫生管理专业的教材和卫生管理干部的主要参考书,一直沿用至今。

80年代,是彭瑞骢第一个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概念传播到中国,指导卫生改革与发展。他指出:“生物医学模式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众所周知,从医学本身的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客观社会需要来说,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已经不再是威胁人们的主要疾病,它们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占的地位己显然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与心理性、社会性因素有关的疾病显著增高。以目前头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心理社会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饮食过度,因犯罪率升高和‘家庭瓦解’,以及其他种种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的广泛发生,则更主要来自心理社会因素。”

“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发展成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从生物学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他强调: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这种现代医学的构成,对于改革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改变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促使医学联系社会实际,促进卫生管理、卫生法学和卫生经济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后,北医心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业管理、医院管理、健康教育、卫生法学等教研室的建立,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部的设置,都体现了彭瑞骢等北医人积极的理论思维,促进了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现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己在人们心里扎根,而且愈来愈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革,对提高医疗质量和加速临床医务人员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彭瑞骢主编的《医学辩证法》被卫生部确定为医学生选修课的推荐教材

20世纪60年代,彭瑞骢在北医抓科学技术革命,在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急需理论上的指导,于是彭瑞骢萌生了成立一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的想法。

70年代末,为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思想指导医学科学的发展,他在北医政治理论教研室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学组,并亲自给研究生开课。1979年6月,吸收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第一线工作的几十位专家教授、教师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成立全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推动了北医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把它应用于指导教学与科学研究实践。1984年,彭瑞骢主编的《医学辩证法》出版,他在绪论中写道:“医学辩证法是在总体上研究医学科学,在总结医学科学成就,探讨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医学科学中的思维方式问题,以及防治疾病,促进健康和医学科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医学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与自然辩证法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医学的发展规律和医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1986年这本书已被卫生部确定为医学生选修课的推荐教材。

近些年来,他多次参与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讨论,并参与有关的课题研究。他既能从国内外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又能联系中国实际,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考虑和研究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思路。他的那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特点的论述深得人心。

“学校只能教育你认识是非,但是社会太复杂了。你要是想拿学医当敲门砖去赚钱的话,那就别来学医,此路不通。”

“人到世界上来走一遭,一定要留点痕迹。”这是彭瑞骢的座右铭。他无论在创建国家重点医学院校、兴教育才,还是在医学思想、理论研究和促进卫生改革和发展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他在中国的医学学术思想和理论发展史以及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退休以后,彭老也闲不住。他住在德胜门六铺炕的老屋,有空就往北医、各医院跑。不少教职工看见他大冬天穿一身中式衣衫,戴着毛线帽,推着自行车风里来雪里去。师生们关心他,总劝说着让司机开车送,彭老笑笑,挥挥手说不用。他对人宽容、诚恳,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身边的人说从没见过彭老与谁生过气,即使看到别人的缺点,他也总是单独约人心平气和地指出来。

谈起养生之道,彭老很欣赏中医养生学的理念:“中医养生学说得挺好,包括生理养生和心理养生,心理养生是更高境界的。以出世的精神看待世俗的事,以入世的态度做好事。要看破世俗,但是还是要做人间之事,还是要为人类谋福利,不要想个人得失问题。”

面对新时期医学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彭老语重心长地对当下的医学生们说:“‘无德不医’。学校只能教育你认识是非,但是社会太复杂了。你要是想拿学医当敲门砖去赚钱的话,那就别来学医,此路不通。对青年的教育在做人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他始终坚持“医乃仁术”,专业教育重要,人文教育也不可偏废。

在2013年彭老九十岁的寿辰上,韩启德院士赠书:高山仰止。言简意赅却饱含深情的四个字涵盖了彭老为北医作出的贡献,也表达了北医人对这位老前辈的敬重和爱戴。

彭瑞骢已届耄耋之年,虽疾病缠身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仍然在思考北医的改革、建设和发展。他一辈子践行着北医人“厚道”的品格,也执著地守望着这个一生所系的校园。

供图/龙昊

贴士:“燕园耆宿”系列报道

1.考古文博学院宿白教授

(2013年12月9日刊登)

2.医学部彭瑞骢教授

3.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沈渔邨教授

4.城市与环境学院王恩涌教授

5.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方教授

6.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杨芙清教授

7.法学院罗豪才教授

8.物理学院陈佳洱教授

9.工学院黄琳教授

10.药学院张礼和教授

蔡元培奖:北大教师最高荣誉,被全校师生公认为北大教师“终身成就奖”。每五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三次颁奖,表彰在北大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在治学育人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学者。季羡林、侯仁之等德高望重的大师曾在前两届“蔡元培奖”评选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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